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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钞关

 

 

临清运河钞关

(一)

临清运河钞关遗址位于今临清市城区青年路西首南侧,会通河南支西侧。

此遗址实系户部榷税分司之遗址。民间称谓往往以钞关代署。 明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沿运河择“商贾舟车之会”,设钞关11处。临清钞关系其一。同时设立的还有氵郭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北新等。皆“置署命官,以榷其利”,“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
    钞关之名源于明初政府发行的纸币——大明宝钞。明代初年,国库空虚,遂袭元制,发行纸币。临清钞关最初也有强制发行纸币的任务,具体办法是:过往船只在以银纳税后,还要再以同样多的银子换取同样面额的大明宝钞。但不久,纸币发行失败,仍行金属货币。户部榷税分司是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其署形制颇大。初建时系一建筑群,自运河而西依次建为南北三进院落,内有正关、阅货厅、牌坊、玉音楼、正堂、后堂、仓库、仪门、巡栏房、舍人房、船料房、后关、官宅等。明隆庆元年(1567)“榷关主事刘某呈买北邻民房五十余间拓之”,使房舍终达400余间,占地面积约40000平方米。清乾隆十年(1745),临清知州王俊奉山东巡抚喀尔善令重修。临清钞关停废后,“民国二十二年(1933)鲁北民团军指挥部驻防其间,指挥赵仁泉增建舍宇,形势益复崇焕”。现原址存有仪门、正堂、南北穿厅、舍人房等30余间,面积6000多平方米,内存明清刻石数通。户部榷税分司置署之初,建有玉音楼,楼上刊刻宣德皇帝专为各地钞关频布的圣旨。圣旨明确规定:“南京至北京沿河船只,除装载官物外,其一切装载人口物货,或往或来,每船一载按其料数若干,程途远近,照现定例纳旧纱。着有风力御史及户部官,分投于紧要河道处所监收。如有隐匿及恃权豪势,要不纳钞者,船没入官,仍将犯人治罪。若空过船只,往回不系揽载者,不在纳钞之例。”
    为防越关逃税,阅货厅前的“河内为铁索直达两岸,开关时则撤之”。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闰八月,又“于关前建浮桥”,并另设7处分关,分别稽查水陆船货。这7处分关分别是:
    1、 前关,在关署前,稽查会通河来往空重船只,鉴盘货物,验票放关。
    2、 南水关,距正关6里,稽查卫河来往空重船只,鉴盘货物,验票放关。
    3、 北桥,在今舍利塔南约1里处的卫河岸边,距正关8里,稽查南北来往空重船只,验票放关。
    4、 德州,距正关旱路180里,水路330里,查收正关以北由水路到德州的一切货税。
    5、 魏家湾,距正关旱路60里,水路70里,查收东昌等处绕道的一切货税。
    6、 尖庄,距正关旱路50里,水路90里,查收一切绕道货税。
    7、 樊村厂,距正关旱路20里,水路30里,查收一切绕道货税。
    万历二十四年(1596)闰八月,“又于卫河广济桥东岸建验货厅,以免卫河商货调至关前查阅之苦”。
    乾隆六年(1741)二月,曾对钞关所设分关口岸进行检查。经查德州、魏家湾、尖庄、樊村厂4处皆系“相沿已久,并非近日增添,自应照旧设立,奉部覆准”,其他予以撤除。并规定今后所有分关口岸的设立,都要报户部审批备案,凡有私设,则为非法。
    临清钞关初由“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船料商税”,间有“郡佐(临清州知州)兼领”。弘治初“户部出主事一人莅之,一年更替……景泰以来屡以文武重臣奉勅临莅,天顺(1458—1464)间以中官运亨通镇守”。清“顺治间设满汉各一员并莅”;乾隆二十一年(1756)“专委临清州管理”。查《临清直隶州志》,自明成化至清乾隆五十年(1785),先后主持临清钞关事务的官员达400多人,按姓名、籍贯依任职时间先后一一详列。
    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规定,各钞关要照钞法例监收船料钞,“……惟装载自己米粮薪刍及纳官物者免其纳钞”。临清、北新两关除征收船料钞外,还要兼征商税(后来各钞关都是船料钞和商税兼收)。所谓船料,是船只大小的一种计量单位。宣德四年规定,每船百料收钞100贯。景泰时减至15贯。至成化时,因为船料难以核定,又依船头广狭为收税依据。万历十一年(1583)议准,一应商货,如在临清发卖者,要纳全税。在四外各地发卖者,临清先税六分,至卖处补税四分。其赴河西务、崇文门卖货者,临清先税二分,然后即发红单,注明某处发卖,给商人执至河西务、崇文门,再税八分,共足十分之数。其所榷本色钱钞归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则归太仓以备边储。明弘治初,临清钞关“课无定额,大约岁至四万金”。明万历时,沿运河主要钞关有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八处。万历六年(1478),临清关岁征83200两,居八大钞关之首。而山东一省税课折银只8860两,仅及临清一州的1/10稍多。
    钞关是我国海关的雏形,其职能除”监收船料商税”和货税外,还有稽查的职能。要协助各地查稽逃犯、检查过往官员的通行证明等,还要对日、朝、意、英等外国使船进行检验勘合。
    今临清钞关遗址存立的《重修户部分司公堂记》碑记载,钞关内还设有造币的溶炉,以便将收敛的散碎银两溶化重铸。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宣统二年(1910)的238件有关临清钞关税银收支的春折,皆系时任山东巡抚所撰,收支、节余、运费、火耗(范铸银币的损耗)等一一详列,清楚了然。《重修户部安司公堂记》碑刻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1988年在原钞关遗址出土。《中国货币史》一书记载,临清于清顺治元年(1644)设宝临局铸造钱币。时铸币局皆设在省会城市,一般省各一个。只有山东例外,有两个,一为宝济局,在济南;一为宝临局,在临清。宝临局是清政府设于州县的唯一一个铸币局,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临清当时的金融中心地位。《重修户部分司公堂记》碑的出土意义重大,它补了临清造币史的史缺,将临清造币的时间提前了124年。
    临清钞关的设立,为明清两代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 ,却也给临清工商业带来了很大冲击。明成祖朱棣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其意即在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临清至东昌仅百里,东昌至张秋止90里,张秋至济宁仅二百里,层关叠征。”加之乱罚款、乱摊派、乱征求资助之事,几将临清工商业推向崩溃的边缘。明弘治时,大臣倪岳上疏说:“户部官员出理课钞,其间贤否不齐。往往以增课为能事,以严划为风力,筹算至骨,不遗锱铢。常法之外,又巧立名色,肆意铢求。船只往返过期者,指为罪状,辄动科罚。商客资本稍多者,称为殷富,又行劝借,有本课该银十两,科罚劝借至二十两。稍有不从,轻者重加笞责,重则坐以他事,边船拆毁,客商船只号哭水次……其科罚者……率皆供名入己,……此等官既出部委……是以肆无忌惮。”至万历时,两宫三殿火灾,营建不资,开始增设矿税。于是,百税杂出,征税中官遍布天下,临清马堂为害尤剧,“遂致商贾闻风裹足”,对临清工商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至有以王朝佐为首的“临清民变”。在临清关,往年伙商38人,皆为沿途税使盘验抽罚,资本尽折,独存2人。临清向来缎店32座,闭门21家;布店73座,闭门41家。乱派强征,代亦有之,不过轻重这别。
    自明宣德四年(1429)临清钞关初置,中正统及成化间曾两次罢废,景泰初及弘治又两次恢复,临清钞关作为明政府沿运河设置最早的钞关之一,在经历了40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于宣德三年(1911)结束了自己的历史历史使命,成为最后一个被关闭的钞关。其他钞关已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关停。时至今日,临清运河钞关成为国内仅存的钞关,于2001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第四届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临清召开,与会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临清是《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在《金瓶梅》一书中,第五十八回、第五十九回都写到了临清钞关。着名学者、吉林大学教授王汝梅先生在参观了临清钞关遗址之后,以“天然的明代历史博物馆”誉之。临清钞关以其遗存文献最多、最丰富成为研究漕运史、关税史、运河文化发展史、运河城市发展史、货币史等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二)

一、临清钞关的设置、沿革及关署

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卫河的西岸,古为清河郡。后赵始称临清县,属清平郡。元明以来,归属东昌府。临清地处兖赵之间,自古以来,交通与军事地位就比较重要。元代时,废黜山东胶莱海运,于是凿建东平到临清的内陆河道,称会通河。永乐迁都北京,需要南粮北运以满足京都与北方的需求。永乐九年(1411)春,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同时,还疏理了御河,开通会通南河,自此大运河全线开通。临清处于汶卫交汇口,可以“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它有“北控燕赵,东接齐鲁,南界魏博,河运直抗京师”,“扼九省之咽喉”之地理位置优势,为其成“舟车络绎,商旅辐辏”商业重地提供了充分条件。永乐二十一年(1423)春,山东巡按陈济上疏说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所聚之地。“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帝从之。宣德四年(1429),“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于“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正统十四年 (1449)临清关罢,景泰初年又复置。成化元年,又废,几年后又复置。此后,再没有变更。
    清初,临清钞关基本继承明制。到咸丰五年(1855),由于黄河北徙,截流汶水,运道梗塞,改海运,河运停止十有余年,钞关税收受到影响。民国十九年(1930),临清常关监督遵令裁撤,常关及统捐局一律停办。虽然咸丰到民国,运河时修时用,由于卫河一直通畅,所以钞关也一直执行其收税功能,这可从山东巡抚上报的临清关奏折中体现出来。临清钞关有5处分关和大小口岸16处。
    临清钞关从明宣德年间设置到民国时废除,近五百年的时间。它随着时局时设时废,时兴时衰。由于“钞关之设,事关政体”,所以其关署的建置也不容忽视。从宣德到乾隆间,先后几次修建。临清关署设在会通河新开闸西浒,其部分遗迹还在。
    明代嘉靖年间莆田林汝桓监督临清关税收,其在任期间,多有建置。
    济漕泉凿之通州公田,官柳作之昌平,至是,复辟直道自关放于河,病水冲啮,市砖石固基三十丈。上柏下柳,以植列阶二十级。阶尽而坊,坊入为阅课水亭。处分商贾,东向,其楹四,侧翼以室,其楹各二;出其南者曰远心亭,延纳宾客,亦东向,如翼室,制益以枢,牅三面;折道而之西北,市隙地为厅,西向,如阅课水亭,制戈戟戚柲陈其前,属吏居焉。扁其门曰“厅事”,厅有重屋,岿然中起,则玉音楼也。高四寻,广如之深,强其半角,用妥圣谕。恶卑与亵,故楼严漏刻于上,谨扃闭于下,得古人重门系柝之意。
    隆庆元年榷关主事刘某呈买北邻民房五十余间以扩大之。清代临清关署,据乾隆《临清州志》记“中为正堂(三间),扁曰‘廉平’。堂之左为料房(十二间),左下为皂隶房(三间),右下为巡栏房(三间)。后为轩(三间),为后堂(三间),扁曰‘饮思’。堂左下为厅(三间),北为关、仓库各一(四间),后为官宅。正堂前为仪门,门之外,南为舍人房(三间),后为单房(三间),北为小税房(三间),为船料房(三间),为土神祠,为协理官宅。又前为正门,左右为鼓吹楼二,为榷木二,为坊二,曰裕国,曰通商,为栅栏二;中为坊一,曰如水坊。之左为税课大使署,南北为则例,序前为玉音楼。又前为坊,一曰以助什一,又临河为坊,一日国计民生。前悬圣旨。坊之北为官厅,扁曰‘心鉴清源’(李树德题),后为阅货厅,扁曰‘风清玺节’(岳浚题)。河内为铁链,直达两岸。”后来,由于“榷署岁久不居,渐为风雨摧剥,日就倾塌”,以致“官吏无所栖托”,办公“无贮簿籍”之地,况且“不足以肃观瞻”,影响政府形象。于是,监管钞关的临清知州王俊在山东巡抚喀尔吉善的授意下重新修建关署。乾隆十年(1745)春,王俊“按部西郡至清,灼知其事,因酌拨闲款,檄两署并修。即日鸠工,去蠹易朽,不愈月而讫事。堂庑翼,如规制整肃,丹获一新。”现临清钞关遗址仍存有明清仪门、穿厅、舍房等古建筑86间。
    关署“事关政体”,是中央设在地方的直辖机构,是国家权威的延续。在此地设立玉音楼,悬挂圣谕,就是一见证。据乾隆《临清直隶州志
关榷志》记载,玉音临清钞法衙门为钞法事,“宣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节该亲奉圣旨,南京至北京沿河船只,除装载官物外,其一切装载人口物货,或往或来,每船一载按其料数若干、程途远近,照现定例纳旧钞。各差御史及户部官分投于紧要河道处所监收。如有隐匿及恃权豪势要不纳钞者,船没入官,仍将犯人治罪。若空过船只往回不系榄载者,不再纳钞之例。钦此。”据笔者分析,圣谕悬挂,一是说明临清钞关是国家级征税衙门,二是让过往商人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纳税,具有权威、警示的作用。
    钞关关署,其结构错落有致,从其关房的种类可以看出其需要不同的服务人员,也可看出钞关管理上的规范、系统。关署不断的修建足以推测出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以及在社会中的影响。
    二、临清钞关管关官员及其活动
    钞关初设时,由各差御史或部佐兼理。弘治年间,才规定委派户部主事一人负责钞关事宜,一年一更换。嘉靖年间,委任东昌府监理。不久,又由户部指派。万历年间,宦官曾一度监理。清顺治间设满汉各一员作为监督,康熙四年罢关差改归地方官,八年,恢复关差,五十三年归并巡抚衙门委员管理。乾隆二十一年专委临清知州稽征,济东道兼管。嘉庆年间,改派济南府同知管理,后又委泰安府通判管理,八年时仍循旧制。光绪年间,户部直接派员驻关,一切仿照海关章程办理。
    根据方志记载统计,从明代成化到崇祯年间,临清管关官员共有147人,主要来自福建省、河南省、南直隶,占46%左右,其次就是来自北直隶、四川省。临清地处山东,其管关官员派遣基本做到回避本籍的规定。在这 147人中,有功名的95人,约占65%,其中进士79人,占50%强,以此可见,官员的教育素质比较高。
    清代临清管关官员记录不详尽,主要是顺治和康熙朝的。以康熙朝为例,临清有管关官员106人,满人88人,约占83%;主要是从六部中掣签上任的郎中、主事、员外郎、笔帖式就有63人,约占60%,其中笔帖式居多。清代管关官员多任命满人并且由中央六部官员轮流上任,其原因有二:第一,满族入主中原,定鼎北京,其政策需要有一个调试和适应的过程。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财政问题上,更需谨慎。在利用汉宫的基础上,慢慢地取代汉官,所以时常出现满汉兼管的现象。但最终还是由满人来掌管。第二,六部轮流掣签出任榷关官员,实质是利益均沾。其目的是收买人心,笼络中央官,实现中央利益的最大占有,以稳固满人的统治。
    管关官员的职责是处理日常关务,主要有征缴税收,派人稽查口岸同时监督关役,负责刊刻税则,奏销公文(包括题本与奏本,奏本上报税收征收情况,题本上奏亏欠或盈余的原因)等。这些官员除了负责以上基本的任务外,有一些官员还针对钞关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比如减免税收,剔除关弊,教化地方等。此外,他们还积极的参与地方的公益活动,与过往的官宦和地方士绅交往甚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恤商。临清作为南北重地,来往商人很多。如果关差额外私征,商贾则“闻风裹足”。所以管关官员的征税措施非常重要,其中最具代表的恤商官员是万历年间的榷使李梓。在现钞关遗址内,有一碑刻,题曰“计部李公德政序碑”,记录了李梓在任期间恤商爱民的具体细节。
    大夫甫下车,厘弊剔蠹,悬鉴以照,无微不澈。且也掾方冰壶,即米盐锜釜之赀,不取于下民,以故中殁清肃。行商无口售其巧,愚民无所肆其诈,而法愈明饬。大夫坦然曰:“征法所以足国,创自皇祖,谁得而易之!独令布帛、玄黄、骨角、毛羽之物,彼商携金钱栉风沐雨以至此,业有定额,其居民货焉。不过未危危之,未冥冥之,犹然昔之物耳。察之,何复征出?今民扼腕呻吟而莫敢诉也,此增法者之过也。”遂下令,一切罢征,且试尝之,而徐闻当涂俟其便,以为今典当之数。越月,即风及远近,天下商贾皆欲蒇市出涂。是蠲一征,而所征者且十百于前,此其明效大验也。乃上书大司农,大司农拜嘉之,大夫遂以定法矣。
    此碑刻由秦大夔撰写(万历七年进士);曹揩篆额(万历十一年进士),汪应泰书写(万历十四年进士),均为临清人,又称“三进士碑”。这块碑刻的记录是李梓施政效果明显,得民心的一个很好见证。李梓赴任后,排除各种因素,毅然剔除各种法外苛索。最重要的是他能做到依法征税,依法管税,执法必严。从而“法省而商至”,给商人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所征税收“十百于前”。可见,税收征收的多寡,完成任务的与否,并不在于法外私征,而在于征税程序是否依照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法令来执行。依法征税管税,既恤商贾,又利百姓,更足国课。
    李梓在任期间,又于万历二十四年 (1596)闰八月在关前建浮桥,以防越关。并在卫河广济桥东岸建验货厅,以免卫河商船调至关前查阅之苦。经过李梓的一系列恤商措施,临清关税额达到117861两,名居运河七大钞关之首,占钞关总税额的四分之一强。
    清康熙十九年,礼部郎中李基和督理临清钞关,“到任后,铲除强蠹,撤各州县的隘口,革提差之下属,禁铜斤之株害,榷政肃然。”康熙二十四年兵部郎中噶尔萨督理临清钞关,“免土产,戒更人毋巡查扰民,沿河小民商贩糊口所挟几何,无庸一例盘查”。
    二为交游。根据方志记载,临清管关官员多是进士(特别在明代),其文化修养与知识水平比较高,办公之余,也多与来往的官宦和地方士绅交游酬唱。
    前面提到明嘉靖初年莆田林汝桓(林樯)赴任后多有建置,将钞关增修一新。于是第二年的春天,他邀请临清进士林琼到钞关一游。林琼参观完钞关,对钞关的设立之作用大发慨叹,曰:“一经划而九德备,用意其微乎?夫僻道以正心,固基以慎履,异植以隆其节,历阶以尚其渐,由坊以别其险,处分商贾则情伪明,延纳宾客则文仪聚,佚下人则尽爱,仰圣谕则思忠。之九者,以心为本而有序焉。”林汝桓君听了林琼对钞关之设的无限赞美,就要求他把所看所思记录下来,也作为他们同姓友谊的一个见证。于是林琼遵嘱,写下《临清增修钞关记》。明嘉靖期间,临清有七位耄耋士大夫组成七贤雅会,“志乐林泉,相结为真率会,以时过从。会时,或吟哦谈笑,或对弈鼓琴,或投壶雅歌,龙眉皓齿,望之如神仙中人”。兵备张鉴嘉其高,檄知州李希欧赠匾风之,一时人士集题赠诗文。当时任临清钞关官员是户部主事唐世隆(北直隶献县人,进士),在七位仙贤的力劝下,为其写下“七贤雅会序”,作为彰显其“贤德”,风劝地方文化的榜样。
清康熙十九年礼部郎中李基和督理临清钞关,他“雅好士类,开红螺馆,集诸生课艺,其中每值佳辰辄相与燕乐咏歌不辍,时人比之‘庾楼梁园’,州人至今乐道之”。他校郡名士诗文,相和数十年。并写下《清渊十景诗》等游记美文。
    三为教化。从客观上分析,管关官员作为中央户部在地方的征税钦差,与教化地方没有关系。但是为了关务的顺利管理,他们有时也积极参加一些地方公益活动。
    明嘉靖年间管关官员乔迁(汾川)在任期间就在关署前树立“风劝征权”碑,记录管关官员的政绩和品行,以起警示和教化作用。
临清西门外关帝庙,不知何年建,正统年间守臣刘方撤而新之。隆庆丁卯(1567年)再修,计(户)部、工部、州人志士等合而修之,当时在任榷部管关官员吴肇东(南直太湖人,进士)承担薼之漕台的修建。后又各自捐俸倡议在殿前增建昭祝侯祠和安国侯祠。万历年间,榷部蒋杰(贵州普安人,进士)、林世吉(福建闽县人)、李梓(陕西泾阳)等分别捐俸布金立坊。关帝之忠义大节,历来具有“神功圣力”“慑服人心”之功能。不断增修关帝庙,使其忠义之精神,塞天,地,贯日月,深入人心。
    清顺治五年(1648),户部员外孟凌云“衔天子命督储(仓)清源”,拜谒文庙,看其残破不堪,决意重修。于是倡导“兵宪周公,榷关尼公(尼哈哩)、钱公(钱祖寿)、董陶霍公……捐资以助。”光绪年间,张蔼吉督理南水关,捐款统归施粥厂,赈济灾民。
    临清管关官员是中央派到地方的官员,其级别一般要比地方官高,才具有向心、威慑功能。他们的恤商措施促进临清商业的发展,他们交游慈善活动,既丰富了生活,同时也加强了关系网络,潜移默化影响着周围的文化氛围。临清考取的进士、举人比其他县市的要多,则在一定程度说明临清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就以临清与聊城这两个差不多的城市作比较:有明一代,临清考取进士64名,举人 160名;聊城进士29名,举人114名。清代,临清经济的衰微也影响到文化,临清考取进士、举人的数量也不如明代,但是比起其他如夏津、阳谷县还是要多。
    三、临清钞关的功能影响
    临清钞关,南接淮关,北接天津关,居运河冲要。每到漕运盛时,“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当时经过钞关验收,在临清市场上流通和转销的商品大多是民生日用品,其中转销的以棉布、绸缎、粮食为大宗,外销的主要有棉花、梨枣、丝织品、羊皮及毡绒等。钞关所在的中洲则是临清最繁华的商业区,“北自天桥至南水关,东自鳌头矶至卫河,街市蝉联,人烟辐辏,河流绕之。”此外,“天桥以北为皮商营业区,南市车营为粮商聚处之地,卫河西之街市,强半以营销土产为业,至古楼街之粮行”,是其外围的商业区。明代大学者李东阳一首《过鳌头矶》,就形象地描绘了临清钞关周围的繁华景象(钞关的卸货码头距鳌头矶约百米),“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临清钞关周围商业的繁荣,相应地引发城镇人口数量与结构、街市以及城镇规模等空间布局的变化。明代弘治二年(1489)时,临清升为直隶州,领属馆陶和邱县。万历年间时,临清州有3万余户,人口大约6万6千余人。清代时,临清于乾隆四十一年升为直隶州,领属武城、邱县和夏津。康熙朝时,还不领属其他县市。临清本城市内就有30823户,人口达到66745人。临清人口主要包括官吏、缙绅、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守备兵,还有为漕运和钞关服务的纤夫、闸夫、门子、轿夫、书办、胥吏等,其中商人、市民与服役人占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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